“曹操家族DNA研究”——还原历史原貌需辨“众家之言”

2013年11月25日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5日第528期 作者：本报记者张春海

原题：“曹操家族DNA研究是否靠谱”再起波澜——还原历史原貌需辨“众家之言”

【核心提示】用DNA作遗传学的检测方法已经成熟，结果可靠。但这种方法只能确定不同基因间的异同，无法在原始样本缺失的情况下确定一份样本属于哪个具体的人。

数块近1800年前的遗骨，静静躺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库房里。而在“库外”，与它相关的争议几度沸沸扬扬。它可能的主人——曾背负“乱世之奸雄”名声的曹操不会想到，自己与后人会以这种方式成为今人的论争焦点。

复旦大学课题组有关曹操家族DNA的研究结果公布后，争论随之鹊起，成为关涉历史、科学、经费、常识等诸多领域的话题。争论的核心也并非研究方法是否“靠谱”那么简单。

DNA研究铺设“寻根”路：祖先为谁？      

不止曹操家族DNA，媒体又爆出一条颇有“演义”色彩的消息——“复旦大学课题组要研究孔子、尧舜等人物是否确有其人”，一时间，质疑之声铺天盖地。

面对质疑甚至挖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韩昇处之淡然，“对于谩骂，我们一概不回应，也不需要回应。希望讨论能够回归学术、回归理性。2009年项目启动时，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还没出来，我们正好抓到了这只‘麻雀’。关于科研经费，并非像一些网友所说的2.5亿元，那是毫无根据的。”

他还表示，曹操家族DNA研究具有多方面突破意义，从科学研究层面而言属世界首例，其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从现代人出发找寻我们的祖先即“寻根”了。实际上曹操家族DNA研究只是个案，证明这条路可行，他们今后将把研究引到正路上来，其大目标是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史。例如，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是黄帝、炎帝、尧舜禹，文化典籍是孔子整理的，但这些与唐朝皇室李家到底是汉人还是胡人一样存在疑问，这些都将放在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视角下研究。

“这是一项规模庞大且意义重要的国家工程，需要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做基因研究与做指纹一样，需要一个巨大的库，东亚所有民族的基因样本我们现在都有了，基因样本达20多万个。这项工程也需要大家相互协作而不是每家都从零开始。”韩昇说道。

分子生物学与考古学：谁更科学？      

对于曹操家族DNA，复旦大学课题组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然而，这似乎恰恰激起了学科之间的争辩：分子生物学与考古学、历史学之间究竟谁更具有科学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给本报写来了长文，表达其对复旦大学的DNA测试结果持保留意见的原因。“我认为考古学一直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学科。如果确有一种好的科研方法，我们在反复试验后，在确定无疑的前提下才会接受。在这点上，我们宁愿让其滞后一点。之所以这样，是考虑到考古这门实验性学科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失败了还可从头再来，由于文物的唯一性和珍贵性，加上其被损坏后的不可恢复性，容不得有半点失误，这也是我们考古人对先祖的一份敬重和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种负责任态度。具体到曹操的遗骨上，我们更是慎之又慎，希望国人能够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曾从安阳殷墟提取出人骨标本，送去做DNA鉴定，结果居然称商朝人是高加索人种或西亚人种。他说：“这可信吗？我目前所能收集到的30多件商代人像或者具有人体五官特征的商代艺术品，表现的全是亚洲人种，应该是商代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形象进行描述，这才真正代表商人，而DNA给出的‘商人是西亚人或者高加索人种’的结论难以置信。”

他认为，分子生物学是科学，考古学也是科学，不能简单用分子生物学否定考古学。“我不否定DNA研究，但学科间要相互尊重，要深度交流，不能简单地相互否定。为什么一定用DNA来检验考古学的结论？如果反过来说考古学的结论可以检验复旦大学的DNA实验结果，又有何不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复旦大学课题组做了大量工作，所获取的信息也有一定根据。但是，分子生物学、考古学等学科，在背景、理论、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得出不同结论亦属正常。因此，目前对该问题下结论或许为时尚早，故不要遽然否定，而应冷静观察、允许争论。

曹腾还是曹嵩：谁的后人？      

在复旦大学课题组的研究中，充当了“麻雀”的一些曹氏后人表示“一笔写不出两个‘曹’字”，而且有家谱作为依据。不过，中国家族、姓氏情况复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告诉记者，在原始资料极其有限且往往集中于少数家族的少数人的情况下，要确定具体的迁移、通婚、过继等情况是相当困难的；多数谱牒的始祖或始迁祖不可靠。谱牒的使用必须与其他可靠的史料相对照，因为谱牒中的很多早期内容多系后人编造，在制度、官职、地名、人名等方面存在漏洞。

潘伟斌表示，曹氏后人在修订自己的族谱时，因为其家族中出了曹操这个著名人物，其子曹丕又建立了大魏王朝，从而把曹操作为自己家族的代表性人物加以攀附，也极有可能。他还认为，以曹氏后人的DNA来反推曹操的DNA是不靠谱的。用从他们身上提取的DNA信息和曹腾族弟曹鼎所遗留下来的DNA来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的共性，也只能说明他们是与曹腾这一支有一定关系，而不一定会与曹操有什么直接联系，更不能反推出曹操的DNA特征。无论曹嵩是从家族外过继，还是从家族内过继，如果不是从曹嵩、曹操、曹丕、曹睿这一支脉遗骨上直接采集标本进行测试，所得出的结论都无任何意义。此外，要严格区分“曹操家族”和“曹氏家族”，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因此，测试曹操遗骨前所进行的任何反推，所得结论都是不科学的。

“DNA方法在研究古代人种时可能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我非常期待复旦大学课题组能够详细论述曹氏家族DNA是怎么得来的。他们从姓曹或者夏侯的人中提取DNA，然后进行聚类分组，认为其中有一组是曹氏家族的DNA。但实际上，要以聚类研究确认某组是曹操后裔仍是复杂问题。古代姓氏来源复杂，有以国为姓，有赐姓，还有改姓和过继等现象。仅凭某组DNA聚类就认定它代表曹操后裔，方法上有欠严谨。”唐际根表示。

后裔与遗骨：以谁验谁？

关于“曹操墓”真实性的争论并没有尘埃落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拒绝交出头骨，使复旦大学课题组的研究难以进一步开展。曾有学者发表长文，反对用所谓曹氏后裔DNA测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曹操墓”这种“以今验古”的研究思路。此外，从高陵墓中发掘得到的头骨已是文物，不可能被轻易取样；提取古DNA样本的成功率低等技术原因是目前难以跨越的难关。

古DNA的提取和现代DNA的提取有很大差别。现代DNA可通过头发、唾液提取，成功率几乎达100%，但古DNA的提取则困难得多，常常得不到结果。十余年前，考古学家曾与分子生物学家合作，研究美洲印第安人与亚洲大陆人种的关系。结果证明，古DNA的提取成功率远低于现代DNA。德国、日本等研究古DNA的高水平国家，在人骨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对2000年前古人类DNA的提取成功率也不足50%。唐际根称，聚类研究后，即使其中一组真是曹操家族的，实际也很难用来“验证”西高穴二号墓中的男性头骨是否是曹操的。西高穴二号墓的男性墓主头盖骨（即考古学家认定的曹操头骨）只剩下数块头骨碎片和一块下颌骨（其余肢骨虽然众多，还没有分拣开来），提取到DNA的可能性也极小。更严重的是，墓内头骨曾受到盗墓贼污染，又在发掘者、研究者中几经易手，即使提取到DNA片段，也很难保证是墓主人的。因而所谓的“比较研究”实际根本不可能实现。指责考古学界不愿将头骨拿出来鉴定，如非炒作，就是对研究条件没有做出认真估计。

唐际根还表示，“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就头骨做进一步研究。如果复旦大学课题组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所提取的某组DNA是曹操家族的，而技术上又能保证在无损情况下提取西高穴村二号墓中墓主头骨DNA，并且保证提取的DNA是头骨本身的而非来自污染源，则不妨一试。不过，不是以现代曹姓某组DNA的特征来检验西高穴二号墓中的墓主人是否是曹操，而是反过来，以西高穴二号墓中墓主的DNA特征来验证课题组提取的那组DNA是否是曹氏家族的。”

葛剑雄则表示，用DNA作遗传学的检测方法已经成熟，结果可靠。但这种方法只能确定不同基因间的异同，无法在原始样本缺失的情况下确定一份样本属于哪个具体的人。这次测定的最终结果其实证明，这些曹姓人口是亳州墓中发现的牙齿主人的后代，他们拥有一位生活在约1800年前的同一位祖先。但确定牙齿的主人还离不开相应史料，如史料或实物无法证明此人与曹操有血缘关系，就无法与曹操联系起来。即使安阳墓中的头骨提取的基因与亳州墓主完全相同，要确定此人即曹操也还离不开墓中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

不过，关于技术难度问题，韩昇透露：“提取DNA，牙齿是最好的材料，其外有保护骨髓的釉质，使得人类基因最好的部分得以保存。我们在牙齿的侧面打了0.5平方毫米的小洞取了骨髓，而且做了6次实验。实际上，1980年我国对马王堆女尸提取DNA为世界首例。而且，6万年前的古人类DNA也提取成功了。可以肯定的是，DNA研究将为考古学带来一场技术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