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学术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将谱牒视为“史界瑰宝”予以鼓吹，并带动了一轮研究家谱的小高潮。不仅他任馆长的北平图书馆曾向社会各界广征家谱，而且不少学者运用谱牒做出了优异的研究，如谭其骧的《湖南人由来考》，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但由于战乱及家谱本身的私密性和印数稀少，家谱研究开展得并不充分。

 

　　新中国成立后，家谱一度被视为封建余孽受到批判，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运动更使很多家谱遭到销毁，大量珍稀家谱被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今天家谱藏量最为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其家谱中的大部分便抢救自五六十年代的造纸厂。

 

　　改革开放以后，家谱研究逐渐回温，至今已渐入佳境，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各地纷纷成立实体或非实体的机构，对谱牒文献予以整理、开发和研究。其次，民间修谱联宗和海内外寻根认祖络绎不绝。不仅世界各地纷纷成立有宗亲会，而且民间修谱蔚然成风；不仅祭祖修谱修祠堂，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农村修谱积极，而且城市中人亦时有响应。再次，家谱研究中见到愈来愈多的学者身影，使家族研究和家族文学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就近年较为大型的研究项目而言，南方就有浙江师范大学的“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实行开放式全国招标，陆续推出“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北方也有山东师范大学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集聚省内专家，推出了“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丛书”30种。可以说，家谱研究热呈现出一种从民间到学界立体共进、方兴未艾的态势。

 

 

 

           

　　近些年来家谱研究升温原因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未泯。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形成了地域性、血缘性很强的家族制度，也诞生了提倡尊尊亲亲的儒家文化，而家谱正是维系家族血缘纽带的重要凭证和强化长幼秩序的重要工具。因此自宋以后，几乎无族不修谱，而名人文集中也常见为族谱作序之事。近百年来，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仍带有深深的地域和血缘烙痕，尊祖寻根意识仍较浓厚。“文革”中大量家谱虽然惨遭毁没，但也有不少族人冒着风险悉心保护，存留下来的家谱为数可观。这是家谱研究热的潜在基础。

 

　　其二，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血缘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家谱不再被视为封建残余，其所倡导的忠孝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家风家规等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谱得到关注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三，海外同胞情感认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地，据统计海外华人超过5000万，他们不仅成立各种形式的宗亲会以增强本姓群体的力量，而且还热衷于回到大陆认祖寻根，通过家谱建立起与祖先的联系，也加强了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亲情，从而在血缘记忆、民族聚合和历史文化认同中安顿自己的精神与灵魂。因此，每年都有大批华人不远万里，回到中国来祭拜祖先。而他们也往往留意乡梓建设，乐意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其四，学界的开发和利用。学者或出于弘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责任感，或出于整理文献资料的兴趣，或缘于寻找新的学术领域的需要，数十年来，保持着对家谱的关注，有力推动了家谱的整理和研究。家谱资料类编、丛刊和家谱目录学著作也不断涌现，特别是由上海图书馆发起并联合美国、新加坡等地25家机构共同编纂的第一部包含全球华人家谱资料的《中国家谱总目》，总计1200万字，收录中国家谱52401种、计608个姓氏，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家谱最多、著录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专题性联合目录，为家谱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学科导航作用。

 

　　其五，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的推动。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文献的公开和共享成为可能，如国家图书馆就与澳门基金会合作开发了“中华寻根网”，就是建立在广泛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家谱数字化服务、教育和研究项目。其他家谱藏量丰富的机构也在努力开发数字化产品。另外，数字化修谱、建立专门的姓氏网站在网络上悄然兴起。这样不仅省时省力，还节省印刷费，大大降低了使用家谱的门槛，也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家谱研究的行列中。

 

 

 

    理性认知家谱的价值 

      

　　家谱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都独具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如在政治上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震荡带来的紧张感和不安感。在经济上可以成为吸引投资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上可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消解文化断层的危机和重建新的集体认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在学术上可以突破帝王将相政治史的束缚，在社会史、人口史、经济史、民族学、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遗传史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发现。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的说法，后世遂有人将家谱与方志、正史看作构成中华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但是这种看法并不严谨，因为文献的可靠性，与其开放流通程度呈正比关系。文献的开放程度越高，流通越广，受到世人关注、监督、质疑和修正的机会也就越多，人们利用起来也愈心中有数；反之，开放流通程度低的文献，由于受检验的机会少，人们也就很难放心利用。从这个意义说，正史的取材范围虽然包括方志和家谱，但由于开放流通程度最高，其可靠性也就最容易判断。而方志着眼于一地，开放流通程度次于国史；反过来又可以方志的官修性质提升家族声望、佐证家谱的合法性，甚至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因此方志的可靠性要比正史次一等级。而家谱由于私密性最强，开放流通程度最低，其可靠性明显又比方志次一等级。

 

　　一般而言，家谱中较为可靠的文献是其人口资料，特别是世系图表中自本支始迁祖而下，有明确生卒年月日的家族成员情况，明清以降，多可信赖。家谱中最不可靠者是对本支始迁祖以上祖先历史的回溯，常见者多是攀附历史上同姓的帝王将相名人为祖先，有的甚至追溯到夏商周，以炫耀本族历史之悠久。至于《中华万姓归宗》将天下万姓同归于太昊伏羲氏，则只能一笑置之。还有伪托名人编造历代谱序和祖先像赞，亦是家谱中常见行径。如光绪二十一年重修《兰溪香溪范氏宗谱》，其谱序作者中的名人如张九成、陆游、柳贯、吴师道等无一不伪，而其祖先像赞，宋人之像皆着明人服饰，一望即知是谱匠的模板制成。明清有专门造假的谱匠，预制有一套远祖遗像和名人序跋，然后将名字一改，即可张王李赵，万家通用，该谱中所谓韩世忠的《茂宽公像赞》即完全抄袭魏了翁为裘万顷所作的《题竹斋遗像》，而所谓周必大的《蒙斋先生像赞》，内容同时见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黄中咸等所修《萧山埭上黄氏家谱》附录《黄氏词翰录》卷四中，其实作者非周非黄，而是宋末的谢枋得，诗题作《送半村厉元吉出尉乌程》，范氏谱与黄氏谱中均只改动了个别字词。

 

　　家谱中行状、传记、墓志铭、艺文部分展现本族人较为详细的事迹和文艺才能，本来可信度和史料价值较高，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明汪道昆编纂的《汪氏十六族谱》，收有所谓胡铨撰《司农少卿汪公（叔詹）传》，实从汪若海所作《宋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观汪公叔詹行状》割裂作伪而成。如果一看谱是名谱，编者和作者又系名人，就盲目信其为真，恐怕最终是会出洋相的。

 

　　因此对于家谱的价值，必须理性认知；对于家谱史料，也必须划分信任等级，谨慎使用。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张剑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